《大国新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道路

 新闻资讯     |      2020-03-26 14:56

《大国新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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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武


相关图书:《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中信出版集团


如果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算起,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已经持续超过十年了。但到现在,对于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在学界仍然人言人殊,没有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越来越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辩论场域。


原因也不难理解。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中国人自己也不例外。所以,问题不在于如何评价后四十年,而在于如何评价前三十年。因为参与辩论的人都很清楚,讨论从哪里来的问题,重点不在于对历史的评价,而是因为它关乎到哪里去的问题。


肯定前三十年,就意味着未来还要坚持前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否定前三十年,则是为了“深化改革”——对有些人来说,所谓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就是全面对标欧美,以欧美为模板。欧美有的我们必须有,欧美没有的,我们也坚决不能要。比如土地公有制、国企、汇率管制、产业政策等等,都是如此,欧美没有,我们也坚决不能有,如果我们还有,那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改革还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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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要坚持既不用前三十年否定后四十年,也不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但问题在于,不用前三十年否定后四十年其实不难,不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却很难,难于上青天。


因为,在现实里,我们看到的对后四十年成就的一些宣传,建立在对前三十年的否定上,而且几乎是全面否定。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面,改革一度被一些人称为转型,或者转轨。所谓转型转轨,当然就是指从一个轨道上转到另一个轨道上。具体说,就是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思维定势现在已经成了新的教条主义。所以,现在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内涵已经不同了,最起码的应该是,要打破这种朝着既定方向和目标前进的教条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尤其是在作为有些人为改革开放设置的最终目标的欧美在金融危机之后暴露出严重的问题,社会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和激化的大背景下,还死守这种教条,就显得不仅食洋不化,而且是食古不化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始终停留在八十年代,总觉得欧美很先进、很发达,中国很落后、很贫穷,总觉得欧美什么都是对的,中国什么都是错的。


但遗憾的是,现在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往往比较简单化,比如宣传上动辄宣传一包就灵,过分宣传招商引资和与外资合资,造成一些产业完全被外资控制,有些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至今被外资掐着脖子,无法实现突破。所以,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打破这种新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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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江宇的这部新作《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与未来》不仅是总结前三十年做对了的地方的经验,也是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江宇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实际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同之处才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最不应该被改掉的,只有坚持这些核心和关键的理念和经验,中国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新路,而走出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无论如何变化,始终不能离开的主线必须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江宇这部新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道路。过去如此,未来也如此。


在我看来,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经验不仅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和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是用无数革命先烈在战争年代用流血牺牲、在和平建设年代用无私奉献换来的经验,理应珍惜和敬畏。可以说,没有革命年代的流血牺牲和和平年代的无私奉献,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中国道路不会是今天这样,改革开放也不太可能成功。这也是我在拙著《大路朝天: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想表达和探讨的。


更重要的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在欧美衰落已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没有对象可供模仿,只能独立自主的探索一条新路。只有寻找一条新路,中国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做出历史性的贡献。